抗日“史实”再现。。。蒋介石是积极抗战的民族英雄。
中 国 日 本
陆 军 1 9 3 7 年 1 月
1 7 0 万 现 役 兵 3 8 万
无 预 备 役 兵 7 3 . 8 万
无 后 备 役 兵 8 7 . 9 万
5 0 万 补 充 兵 2 4 8 . 4 万
2 2 0 万 总 计 4 4 8 . 1 万
师 级 单 位 装 备 状 况 1 9 3 7 年 7 月
11000 人 人 员 2 2 0 0 0 人
无 （ 自 备 不 计国民政府蒋介石究竟是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呢？！
中日两国在1937年军力对比
） 马 匹 5 8 0 0 匹
3 8 0 0 支 步 枪 9 5 0 0 支
3 2 0 挺 机 枪 6 0 0 挺
4 6 门 火 炮 1 0 8 门
无 战 车 2 4 辆
海 军 1 9 3 7 年 7 月
6 万 吨 （ 1 : 3 0 ） 1 9 0 万 吨
空 军 1 9 3 7 年 7 月
3 0 0 架 （ 1 : 9 ） 2 7 0 0 架
1937年，中国有陆军220万，海军舰艇6万吨位，空军有飞机300架（中国方面这300架还包括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据当时陈纳德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不及100架，这些飞机还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一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吨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吨位之比，就已经是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悬殊如此军力，就不说我们在国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内忧所带来的落后、甚至是难以言状的艰难了。
（一）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可以看看国内公开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和国务院文化部直属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2004年1月号。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张学良明确说是他自己判断断失误不是任何人给他下的命令，并彻底否认了教科书中的“蒋介石不抵抗主义”。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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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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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蒋委员长连发三封电报命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张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
东北沦陷后，蒋介石立刻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二）剿匪与抗战的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介石，立刻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九一八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3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介石，又立刻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他们策划的“闽变”和由其它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三）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
蒋介石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介石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
1935年，蒋介石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向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打算装备八十个精装师。但因西安事变导致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只装备了四十个师。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zgzf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
（四）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往的宣传是，“一.二八”抗战不是蒋介石要打的，是蒋介石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介石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张治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
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介石两次给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蒋介石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说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介石“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介石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成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国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军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赠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五）是战略退却，不是“拱手相让”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七七”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介石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范；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
在徐州会战中，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消灭了日军六万余兵力，只因其时广州已经失守，长沙已经守无可用，我军亦是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离会战……可以说，直至全面反攻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即所谓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太多的大战，无数的小战，但是，却都是遵循着持久战的总方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军深深地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历史性的大反攻开始。
然而，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岁岁年年地指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与此同时，却又岁年年岁岁地在它的教科书里，把“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吹到了天上，把“他们的父亲斯大林”领导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吹得神乎其神。却忘记了，1941年6月当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德军转眼之间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们的“伟大工人阶级祖国”的欧洲土地几乎丧失殆尽。斯大林的仓皇应战和无边退却，那才是真正的望风披糜，才真正是将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
但是，斯大林的望风披糜却不是“战略退却”。相反，1812年当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元帅库图佐夫以焚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撤退。因为它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法军深入，将法军拖进寒冷的俄罗斯冬天，从而造成法军的必然失败，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战例。而我大中华民国以持久战为根本方针的战略退却，乃是将强大而且疯狂的侵略者拖进了更加广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与世界战争“接轨”，直至最后地彻底地打败敌人，这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增加了一个弱国如何打败一个强国的更加光辉的范例
（六）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
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此处为平型关战役，不是那个偷袭了日军几百人辎重部队的“平型关大捷”）、台尔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革命军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正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
而蒋介石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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