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军战略思想发展浅论（一）
[编者按：对于八年抗战期间，我们耳熟能详的只有平型关、百团大战，对于国军的抗战，至多知道个台儿庄。事实上，在八年间的正面战场上，国军将士浴血奋战，同样涌现了众多泣鬼神惊天地的英勇战例，为了再现这段历史，特收集资料纂写拙文，以飨读者]
笔者对抗日战史颇有心得，在浏览比对大量的战例之后，发现抗战时期国军战略思想的演进，是在恶劣条件下逐步进行实用化的修正与综合，个中的发展与战例，实在深富趣味。如果以客观角度，比对同期的同盟国对日陆地战事规模，结果尤其惊人。日军以两个半师团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以五个师团横扫东南亚，可是同等规模的兵力，在面对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时，却显得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惨遭败绩。与同期外国战史相较之后，才能确知抗日国军之英武豪迈及国军高级指挥官的杰出才干，在动辄纵深百里，可以任意机动的大型战场上，面对装备窳劣而无机动力可言的国军，日军居然没有取得任何一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屡次损兵折将，自招重挫。大战期间，日军大本营对其“百战百胜”的驻华派遣军责难甚深，每年均下达多道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胜利结束对华作战。武汉会战后大本营两次集结全陆军之主力转运中国，意图一战解决，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何在?其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深切痛陈：“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日军大本营收到报告后默然不语。虽然皇军有能耐将堂堂美军打得摇旗投降，将独霸东亚半世纪的H.M.S打得溃不成军，将法国殖民地部队吓得和平改编，但鏖战八年，就是无法让内忧外患的重庆政府俯首罢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方对中国战局的要求也降低到不过希望和谈及体面撤兵，互结盟谊而已，与其早时嚣张气焰相比，已显过分委曲求全。其中原因，后之评者却罕见细究者。
一、国军的战略分析
笔者汇整抗战时期的各期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思想发展的简略分析，先将抗战时之战略思想流衍，约略区分为三大阶段：私名之为血肉长城型、后退决战型及攻势思想萌芽期(名称均由笔者杜撰)。
1.血肉长城型：
“血肉长城”为抗战初期一常用宣传语，而与事实上国军的战略思想，颇多相合之处。抗战初期国军囿于机动力之贫乏，不愿与敌实行运动战，而以广正面布防之方式，一线展开，点点设防，沿线固守。这是一个最笨拙的方式，为战略所深忌。
〔注一〕北上支持的国军部队包涵关麟征将军的第二十五师。这个师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红军犯晋之时，独一师之力迎战红十五军团。红军以为又是一个冒进送死的小部队。结果关将军利用内线优势，大胆运动，两面迎敌，红十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员刘子丹战死。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第二十五师的坚强战力受到日军推崇。一九三七年八月关将军统兵北上，尚未完成阵线布防即遭日军侧击，整理阵线时友军又被突破，日军突入，关将军不得不率兵狼狈后撤。渡过滹沱河时遭到该师建军以来最大损失，在匆促之中大量官兵淹死，关将军痛哭流涕，被卫士强架渡河。这位以大胆及创意在内战间崛起的名将，面对日军强大的机动能力与火力，也显得一筹莫展。河北阻击战的国军主要指挥官都不是庸材，刘峙将军在中原大战时打通半个陇海线，又北调打通津浦线。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上将则在中原大战晋军败退之际，仍能稳住阵势，率部整齐退回山西，但两位名将在遇到日军的绝对优势时，显得无能为力，手里近二十万大军的布防，成为一局死棋。
〔注二〕晋军在晋中决战之间损兵近十万，损失山野火炮二百余门。晋军原本以炮兵著名，火力编成十分强大，是国内唯一可以量产火炮的军系，但在太原大战之后，晋造火炮折损殆尽，所余无几。晋军则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抗战时几乎与日寇和谈，国共内战时则兵败如山倒，再无翻身之日。
武汉会战时，日军伤亡兵力达20万以上，所以虽然攻达武汉。但也难以再接再励直下四川(虽然当时川东鄂西防务甚差)。此后仅发动局部作战，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广州战役等。此时国军主帅虽在防线之部署上竭力考尽，但仍不脱单线旧法。所以只能责成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再以预备队随时填补。补得好如随枣会战固能挽救战局，但若遇到如南昌会战时战车冲锋的场面，即难固守，而再度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惨烈局面。在这段时期中虽然也有精采的个别战例，但以战略部署而观，都不是战略决胜的常态。台儿庄战役(歼敌第10师团一万六千余人)与南浔路战役(即万家岭大捷，歼敌第106师团近三万人)两个战役，利用敌军轻率躁近之骄横心态，导敌进入既设重围，如果日军稍有耐性懂得不如绕路，即难成功。富金山战役(歼敌万人以上)则为典型硬碰硬的攻防战极致，日军不思绕路，亦为怪事。自整体战略部署以观，皆难定为常例。
2.后退决战型：
在抗战战略的发展上，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一个转折点。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日寇的攻势几乎没有失败的前例，即使损失惨重，主要的战略目标从未失手，两年之间连陷北平、上海、南京、南昌、武汉、太原、郑州各要地，总体战局呈现悲观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居然能击退强敌，使日军放弃其攻掠长沙的战略目标，诚为抗战军兴以来之创举，自此之后罗卓英的上高会战，孙连仲的常德会战，陈诚的鄂西会战，薛岳的两次长沙会战，傅作义的绥西会战，均能不失重地，击破强敌，逼使放弃其战略意图。抗战前景，才见其曙光。
为什么长沙会战能有这种关键性的战果，在抗战史上形成一个转折点?在长沙会战之前，第九战区本身甚至也已经做好失利转进的准备。1938年日军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对长沙的一个中型攻势，根本没打到长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上将便仓惶下令放火，将长沙全城烧毁，连第九战区的被服厂及仓库都全部烧光，足见一般人对抗战大局的观感。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军事委员会本身对这一类大会战便缺乏信心，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强烈要求第九战区薛岳长官作好转进部署，不要轻易与日军决战，中其圈套。足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在屡次失败后，缺乏信心之程度。由此以观，长沙会战之成功，堪称异事。
这种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可以简单分析如下：“在缺乏机动运动能力之前提下，战区布置两线兵团，并且坚守两线间可能为敌军目标的主要城市。以第一线兵团于敌前分散布置，点点守备，仍然维持传统一线布防的外观。在敌军攻势中则以迟滞抵抗为主旨，在迟滞间探明敌人主力的进攻方向，而后退往侧翼，让开正面，纵敌深入。在后方集结完整的第二线兵团，则巍然不动，不受第一线兵团影响。待突入之敌抵达主要城市目标，与国军守军缠斗，进攻兵力群集城下之际，即以第二线兵团整然向前，正面出击。第一线兵团则反向逆袭，断敌后路，两线一挟，将敌军于主要城市目标周边包围歼灭。”
薛岳上将是第一位以这种“后退决战”战略切实击败来敌的国军高级指挥官。薛长官在战时以“天炉战”之名宣传这种新的战略部署。后人不查常常误认这些战例是因应湘北地形特征，发展出来的特殊战略。薛上将著有“天炉战”一文，详细分析其部署方略，但过于琐碎，难以由一般程度理解。(其文光是兵团区分即列出7个，部队作战任务配置则达到连级)。笔者在比较多起战例后，才顿然领悟其间精髓，而大胆将天炉战之战略思想简化为一条原则：“两线配置，前散后集，中间重点布防，以战线之弹性约束敌军主力于一处，以战场之纵深抵销其机动性，继而两线兵团相机合围。”以达成以有限之机动能力，围歼敌军之目标。军委会在一道对第五战区的训令中有段名句：“乘其长蛇出穴之际，为铁锤重击之举”，颇为传神。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使用后退决战战略思想之先例，此后虽然短期间各战区未能迅速仿效，所以在此之后仍有枣宜会战之失利(刚性战线一线配置，导致遭敌以两个师团战略迂回)。但在两年之间，各战区即已逐渐改变态度，模仿薛长官的战略部署。如1941年3月的上高会战，第19集团军以劣势兵力击灭日军第34师团及独20旅团，毙伤敌近两万人。此后至抗战胜利为止，日军对赣北这块突出部，始终不敢正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将誉之为“开战以来最精采的一战”，造成后退决战的典型战例，尤值喝采。
不过这种后退决战的思想，在表面上一团纷乱，局外人不易看出固中奥妙，而第一线兵团的转进，更容易导致败退的误解。1944年6月豫中会战时美国空军飞行员观察到国军师级部队在敌前整齐撤退，似乎无意战斗，史迪威因此大作文章，而被误会的第97师师长傅维藩将军因此以怯战罪名枪决。第八战区上下对此咸感悲愤，但困于国际形象，只能含恨承受。事实上这是第八战区支持部队的第一线兵团作战系列中的一段，其后日军则在豫西山地中被击退。这种表面上的失利更能贻人以国军不战而退的口实。最明显的争议是1942年3月的远征军入缅战役，蒋介石派出后退决战的大师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罗上将与杜聿明将军先后在平满纳与曼德勤布置后退决战的战场，其后都因为右翼英军的失利而不能完成会战，史迪威即口沬横飞地指称中国部队怯战，强烈要求国军“出击”，显然完全不了解中国远征军会战部署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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